温又柔「邁向枝繁葉茂的語言之森 《我住在日語》發刊辭」譯者:黃耀進

 
(左)由聯合文學於2017年3月17日刊行的《我住在日語》(台湾生まれ 日本語育ち)台灣正體字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原文即以中文表現的語句,使用加粗斜體表示。
 Ⅰ

2017年3月17日,《我長在日語》(台湾生まれ 日本語育ち)繁體中文版在台灣翻譯、刊行了。擔任此次書籍出版的聯合文學,也在2014年出版過我的小說《來福之家》。總編輯與負責本書的編輯,和我一直保有聯繫。
本身既是詩人也是作家的李主編,以中文寫給我的信件遣辭非常溫馨,對身為作家的我表達了滿心的期待,屢屢為我灌注勇氣。而我給他的回信卻無法直接以中文書寫,每每讓我感到焦躁。在這種情況下我寫給他的日文信,多靠擔任我編輯的任小姐每回的迅速翻譯,才能讓雙方擁有充實的交流。2015年我造訪台北時,還獲贈一套林至潔譯的《呂赫若小說全集》,讓我不勝感激。
前年底,當我向他們報告我的散文集將透過白水社發行時,他們立刻回覆:如果也能由聯合文學負責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,將是聯合文學的榮幸。這樣的回覆讓我喜出望外。因為我在日本由集英社與白水社分別出版的兩部作品,在台灣竟然能透過同一家出版社發行。
關於譯者,當時我便考慮要委託黃耀進。
當我造訪台灣的馬祖時,擔任口譯同行的便是他。在那趟旅程之後,我以〈擁抱「國語」〉(〈国語〉を抱きしめて)為題寫下了散文。當該篇文章於白水社網站發表後一個月左右,我收到來自耀進的一封信。「實際上,我也很關心温女士思考追求的主題。語言、認同、歷史、『國語』究竟為何,關於這類命題……」。打開信件的附檔,出現了一篇繁體字的文章。是篇他以中文試譯的我的文章。在與白水社的杉本小姐商量之後,也將耀進翻譯的〈擁抱「國語」〉和我的日語原文,一同發表於白水社的網站上。
當我書寫接下來的一篇,以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作家呂赫若為主題的〈追尋逝去的「母國語」〉(失われた〈母国語〉を求めて)散文時,開始意識到了台灣讀者。這篇文章我也委託耀進,希望他幫我翻譯成中文。為了把我的文章轉譯成中文,我們經常入迷地溝通。與耀進關於「國語」的對話,對我而言帶來了相當大的刺激。最後透過耀進翻譯的〈追尋逝去的「母國語」〉在白水社網站上刊載,一償我想讓以台灣為主的中文圈友人、熟人們閱讀此篇作品的願望。
因為有這層原委,讓我有了委託他完整翻譯《我住在日語》一書的想法。透過白水社向聯合文學方面表達希望由黃耀進擔任譯者後,對方迅速地同意了我的請求。學籍還在一橋大學的耀進,當時已有譯過包含小熊英二《活著回來的男人: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》(生きて帰ってきた男――ある日本兵の戦争と戦後,岩波書店)在內多本書籍的經歷,在翻譯工作上獲得一定評價,因此能夠獲得台灣出版社方面的正面回饋,這或許也是理所當然的。或者應該說,能獲得這位優秀譯者的協助,才是我應該高興之處。
到了預定上市的前一個月,也就是今年2月中旬,聯合文學的負責編輯來了詢問聯繫。 ——與其把書名《台湾生まれ 日本語育ち》直譯為《生於台灣 長於日語》,不如使用《我住在日語》更能吸引台灣讀者的矚目,而且這個書名也讓人更感親切。不知道老師您意下如何?
我以為這是最妥適的提案,因此立刻表示認同。
在把網頁連載的散文集結成冊之際,由白水社的杉本小姐於書帶上選出的一段話,正是「我住在日語 わたしは日本語に住んでいます」。當日文版發售後不久,母親便雀躍地跟我說:
——姊姊的《我住在日語》,媽媽在書店看到囉!
對母親而言,最有印象的,不是日文書名,而是書帶上的這一段文字。父親也祝福我說:「姊姊,《我住在日語》出版了,恭喜了。」
因此很自然的,「我住在日語」這段文字,對我個人而言具備著特別的意義。
與日語版相同,聯合文學刊行《我住在日語》時,也採用了讓寄居蟹背負由AKI INOMATA小姐製作,以東京為母題的寄居蟹殼,並爬行於台北舊地圖上的照片作為封面。書中比日文版增加了作者寫給台灣讀者的序文、去年1月完稿,作為「台灣版新增篇」的〈台灣總統選舉後〉,以及由耀進寫下的譯者作品解說。我很開心地期待著,要把「正式成書」的《我住在日語》獻給母親和父親。可是……
——黃先生寫的非常好!
打電話給母親時,她一開口就是這句。母親為了清明節掃墓,比我更早一步回到台灣。
——姊姊的書,爸爸,從網路上買了10本唷。
聽著母親以得意的口吻訴說,不禁有股被搶先了的感覺。
——媽媽,現在正在讀黃先生的解說。他寫得很詳細,說明,很容易理解。對姊姊的書,抱持著非常真摯 (誠懇)的態度……。
我迅速告知耀進我母親的反應,他回答說:「温老師的媽媽,很温柔呀。」這位把混合了中文與台語的「ママ語」(日語讀成mamago),翻譯成中文「媽媽語」的譯者,反應有點害羞難為情。

2017年3月30日,我從東京出發。
我的父母在台北的機場等我。因為父親得先回公司,我與母親倆人一同回淡水住家。一進到玄關,就看到放著一個紙袋。探頭一看,是9本《我住在日語》。大概母親先拿走了自己的一本。不過,除了母親以外的台灣讀者,又是如何接受這本書呢?一想像,便給自己帶來一陣緊張。然而在台北的我,不像在東京時那麼鑽牛角尖,那股嚴肅的心緒沒有繼續蔓延,因為身旁的母親一直不斷跟我說話:這次掃墓的事情、在東京的妹妹與姪女最近的狀況、94歲的祖母健康狀況、昨天與父親一起去附近超市購買的饅頭……等等,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聽著母親的話語,吃著熟透的芭樂,啜飲冰鎮得剛剛好的黑松沙士。這些,全都是母親事先為我準備好的。

 *

台北籠罩在氤氳雨水中。耀進指著一幢鋼筋水泥造的氣派建築告訴我:

——那個,是台北公會堂。
好像是為了慶祝昭和天皇即位而建造的。台灣—特別是台北—留下了許多這類建築物。雖說是日本時代建造的,但並不同於普通的和風日式住家。1895年台灣被割讓後,日本漸次把清代建造的官廳與住家等全數拆毀,並依序打造統治台灣所需的建築。作為日本從歐美習得最先端建築技術的實踐場域,台北是最好的舞台。西洋式的氣派建築物,一部分也是為了展現大日本帝國的威信。公會堂、銀行、醫院、警察署、被愛稱為紅樓的劇場……。
——日本人離去後,國民黨政府依舊持續使用這些建築物。
蔣介石盡可能地抹去了日本的痕跡。然而日本整頓的現代化設備,則靈活地再加以利用。在台北公會堂中,據說還留下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招待親近人士,專用於休憩的飲茶室。
3月底的台北,並沒有想像中的溫暖。穿著薄外套仍感到微寒。原書作者任性的說:我想吃水餃,譯者便領著我進入一間平民風格的小餐館。應該是一家叫做「八方雲集」的連鎖店。店內人聲鼎沸,不過我們仍找到了兩個人的座位。鄰坐、斜前方、四處都坐著應該是高中生的年輕人。不愧是「鍋貼水餃專賣店」,在「八方雲集」中,不只我們,大家都吃著水餃。大家都是去補習班前為肚子做準備(おなかの準備です),耀進這麼說。為肚子做準備,耀進這句日語我特別中意,日語其實說成吃飽上工(腹ごしらえ)會更好理解。我們也就著水餃為肚子做準備。大約一個小時之後,以「《我住在日語》新書發表前導會」為名的宣傳活動開始。根據我的記憶,肯定是如此開場說話:
——說真的,我很想一直用中文講,但是您們快要知道了,我的水平有可能不能繼續用中文。這樣內容我都寫在這本書裡面。
這段說完之後,我接著這麼說:
——好, 從現在開始講日語!
果然,活動會場的咖啡吧,也在一幢日本統治時期建築物的一樓。一位像是打工的女性,以及頭上頂著接近銀色的白髮,令人印象深刻的女主人迎了出來。滿溢著柔和燈光的空間讓人感到心情舒暢。
店名叫做「小小蔬房」。
」帶有蔬菜的意思。
」則是房間。
直接翻譯成日語的話,大概是小型的蔬菜房,這種感覺吧。
——「蔬房」與「書房」同音。因此店名也帶有點小型書房的意思。
耀進如此告訴我。原來如此,如果要談論一本書,這正是最合適的店名啊。我們抵達的時間還沒有人到來。約定與我們在此碰面的編輯者們來了聯繫,說明會晚一些到。在等待大家的時間,我和耀進啜飲著女主人沏的中國茶。不僅如此,女主人還端出了親手製作的戚風蛋糕。雖然剛吃完了水餃,不過,當然有另一個胃可以裝甜點。趕緊拿起叉子,我品嚐著高雅的紅茶與蛋糕。我以中文與女主人攀談,告訴她能夠在這麼雅緻的空間談論自己的書,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女主人只是淺淺的微笑。我想,她應該是一位貫徹自己身為聆聽者角色的人吧。
星期五,而且又是下雨的夜晚,我擔心人們是否會前來。不過我立即轉念一想,如果有人在這樣的日子還願意前來,一定是因為非常想見我一面的人吧,因此即便只有一個人前來,我也會努力講述。畢竟,在這種時候仍能抱持樂觀向前的精神,正是我的優點呀。
很幸運的,小說家朱和之先生——也是耀進的大學學長——光臨,接著與耀進熟悉的人們接二連三的到場。去年耀進翻譯陳舜臣自傳時的出版社社長與編輯,也出席了活動。實際上,去年陳舜臣三部曲在台灣出版時所舉辦的紀念活動,我也以新世代「在日台灣人作家」身份擔任與談來賓,在去年夏天回到台北出席活動。因此,也與幾位隔了幾個月後又見面的友人分享了重逢的喜悅。除了見過面的人之外,也加入了幾位初次碰面的朋友,不知不覺之間雅緻小店的座席已經客滿了。
開場的時刻到來,我一如預定,以中文自我介紹……當時的環境是在櫃台大桌內邊——背後就是料理廚房——坐著我和耀進,隔著櫃台大桌與來賓們講述書本。「日語到這裡!」我帶著開玩笑的口氣,大桌對面的來賓們都笑了。來賓之中,也有《來福之家》的譯者,郭凡嘉小姐。凡嘉小姐也是透過翻譯我作品而熟識。以外國兒童為對象進行日語教育研究的凡嘉小姐,每次聽她談話,總讓我感到饒富深意。我本身也屬於她研究的這類孩子之一,凡嘉小姐也對我說的話充滿興趣。簡單而言,就是與此次出版同樣,我的前一本作品也承蒙了優秀譯者的協助。當我告訴她打算把散文集委託耀進翻譯時,凡嘉小姐回答說:如果是他,可以放心。耀進也說過,郭小姐翻譯的作品,每一本都很優秀。他們兩位也是朋友,或者該說,在學業與工作之餘也盡力從事翻譯活動的這兩位,更像志同道合的關係。例如去年新譯的陳舜臣三部曲中,《青雲之軸》即由凡嘉小姐,《半路上》則由耀進分別擔任譯者。
——今天凡嘉小姐也在,遇到什麼困難,就可以請她幫忙囉。
——是啊,有郭小姐在就放心了。
活動開始前,說過這麼句話的耀進,一旦開始之後,便能感到他的口譯相當穩定。
提起擅長日語的台灣人,要多少有多少。
中文流暢的日本人也所在多有。然而在現在的台灣與日本,能像耀進那般把我的日語適切地口譯成中文的人,大概別無他者。不論我想到什麼,說出什麼,當下他便能以很確定的口吻轉換成適當的中文。
只有我當我說道:
「原作者花了長達四年才終於寫成的這本書,這位優秀的譯者只花一年就翻譯完成了呢。」
這句話時,他「誤譯」成「原作者花了長達四年的時間才終於寫成的這本書,這傢伙只花了一年就翻譯完成了唷。
當場引來一陣笑聲。
即便能流暢操用多種外語,被人們天真地讚譽為能夠跨越國界的人,對這樣的人而言,我的日語中仍舊充滿了混沌,並不容易理解。所謂「能跨越國界」,就必須明確區別此方與彼方的國境線。然而在我個人的例子,原本以為無法跨越的國境線卻早已跨越,打算要跨過之處實際上卻沒有跨過,打從最初,究竟有沒有意願要跨越什麼,也不十分明確……因為我大概就處於這樣的狀態。
日本與台灣。
持續居住於此超過三十年時間身份仍是「外國人」的「國家」,與自懂事以來一次也未曾久居,但託所持護照之福讓自己被當作「本國人」的「國家」。
在我心中被刻劃的那條區隔台灣和日本的境界線,絕對不是平滑的一條線,甚至是許多條的線,模糊而疊加著。
把我說明自己作品的日語漸次轉換為中文的耀進,對他而言,身為《我住在日語》的譯者帶有一股彷如自信般的氣質,對於此點我大體相當感動。
最後是朗讀。
日語版的《我住在日語》在另一個母國被翻譯、刊行的當下,我想對台灣讀者們朗讀的,不是以日語書寫的原文,而是轉換成中文的文章。我所選擇的,是龍應台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中鮮明的一段:一位原本出身基隆的女性,無法返回近在眼前的故鄉台灣,而在極度接近台灣的中國福建省度過晚年的故事。我選的場景,便是當這位女性受作者之託唱一段「台灣之歌」時,唱出的竟是日本國歌「君之代」的部份。
若在過往, 我大概不會想到自己需要在大家面前以中文演說, 大概自己也自覺, 自己的中文不忍卒聽……
在台灣的聽眾面前朗讀的中文,也與當下我自身的心情吻合。
但,決定在與大陸如此接近的馬祖,講述有關〈許桑之物語(許さんの物語)/許媽媽的故事〉的剎那,自己便有所覺悟。ImaginAsia。
這一天,在向讀者朗讀轉換成繁體字的自己文章的同時,也感覺到自己的「ImaginAsia」、「想像亞洲」,仍在進行當中。
對個人來說,國家是什麼?我們看慣的地圖上的國境線是什麼?
——如果朗讀這個部份,即便透過我不佳的中文,還是能把這本書想探究的深刻程度傳達給來賓吧。
活動之前先提出這樣的想法,耀進立刻表示贊成:是的,肯定如此。
——温老師以自己的語言,來表達自己的想法。這個舉動的意義,肯定能夠傳達給台灣的讀者們。
他的反應,讓我想起他以譯者身份,為《我住在日語》所撰寫的譯者解說的題目:

在語言的密林中勇敢前行。

鼓起勇氣朝著語言的密林中前進。
這便是我的語言,不,這語言就是我……。
雖然在不會讀的字旁加上了拼音,但閱讀中文文章時果然還是伴隨著強烈的緊張感。當我總算朗讀完畢,聚集在「小小蔬房」大家鬆了口氣般地拍手。大家肯定是抱著像守護在學校表演會上朗讀的孩子般的心情,側耳傾聽我的中文。
接下來進入Q&A的時間。坐在座位一頭的女性舉手,是今天晚上最早到的一位。
日本語で話し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か(用日語說比較好?)、還是我用中文說?
以你方便說的語言,我以日語這麼回答,但耀進卻以中文促請對方:請妳都說吧。她旋即出示帶來的《我住在日語》日文版,先以日語說:這本書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本書,接著再以中文說了一次。似乎正在日本留學中的她,採用了耀進的提議,使用兩種語言把自己對我書本的的感想傳達出來。
「循著書中以片假名寫下的台語,關於台灣的歷史,我考慮了很多。而且也想起了祖母的事情。」
她說,開始上學之前,在家中只會說台語。中文是日後才記得的語言。接著……。
「當我要睡覺時,我的祖母總會說『Oyasumi(オヤスミ)』。之後我自己學日語後才知道,『Oyasumi』這個語彙,竟是日語!即便到了今天,對我而言『Oyasumi』與其說是日語,更給我台語的感覺……。」
日語和中文。
身為留學生正在學習的「外語」,和原本已知的「母國語」,我突然察覺,藉由兩種語言如此說話的她,所使用的母語,是無法僅靠單一的「國語」去建構出來的。而我書本的的台灣讀者們之中,大概也有許多人也和她相同,都察覺到自己的母語中也混雜著日語吧。
「實際上是日語。但即便是今天,透過祖母和祖父的聲音所背下的那些詞彙聲響,我仍感覺那是台語。日語對我來說是阿公阿嬤的語言……。
除了中文之外沒有接觸過其他語言的人,在台灣反而是少數。透過福建的路徑傳來,今天被稱為台語的語言、客家話、原住民各族的語言……這些無需理由便在母語裡交織著複數語言的台灣人當中,比起日本讀者,應該存在著能夠更確切閱讀、理解我書本的人們吧。
「透過自己的語言,述說自己的事情,是最重要的。這本書對我傳達了這樣的訊息。自己用自己的話說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。
對我書本抱持這樣的感想,面對著做出如此結論的她,我脫口而出:「妳是我妹妹」。使用兩種語言進行長篇說明的她,臉上綻開了笑容。
新書發表的前導會結束後,開始小小的簽名會。
在《我住在日語》書上,內心一面呢喃著オンユウジュウ(On YuJu,温又柔的日語發音),一面寫下温又柔。透過中文閱讀本書的讀者們,透過漢字和緩的連結,如果能讓他們馳騁思緒去考慮日語和中文的關係,那就太好了。在依次簽名結束之後,有人對我說:
聽妳的話,讓我內心一陣悸動。
說話的,正是「小小蔬房」的女主人。
聽您這麼說我感到非常開心,謝謝。對於我的回答,她臉上浮現了些許微笑,
「我呢,也開始思考我的家,究竟在何處……。」
女主人如此脫口而出。我則略感意外。因為她給我不願多說關於自己事情的印象。
根據女主人的話語,才知道她的雙親都出身於大陸。
其他的孩子們,在這個台灣島嶼內的某處,總有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等,比自己大上一、兩個世代的親戚……,可是我的家庭確非如此。我雙親的雙親,與我的緣份如此淺薄。我應該稱為阿公、阿嬤的人們,大家都在海峽彼岸,在大陸。對我而言,祖父母只存在於父母的談話中,那些不知何時能歸去的故鄉談話之中。
「隨著年歲愈長,更是倍感寂寞。我的父母已經不在了,現在的我只是如此想著:台灣,是我孩子的國度呀……。」
……或許,我現在正在書寫的內容,正好與她所言相仿。當我側耳傾聽女主人的中文,在不知不覺間也把無意中從某些人那裡聽來的往事,或者囫圇讀到的故事聯想在一起。面對著女主人的當時,其實我相當集中注意力,但思緒卻不住浮想聯翩。
帶著紅茶香味的手工蛋糕。
在雨夜台北,溫熱的茶水沁暖了寒冷的身軀。
這裡也必然有許多好酒,這個讓造訪的客人能夠享受「彷彿自己家一般」的悠閒空間。
在這麼令人心情舒暢的場所,擁有者的女主人卻在思考自己的家究竟在何處,並傾訴給從日本遠道而來的我聽。這件事讓我內心翻騰不已。有著接近銀色的白亮頭髮,就算女主人是我雙親、叔父母的同班同學,也絕不奇怪。
——我的阿嬤阿公都不在台灣。
——日語對我來說是阿公阿嬤的語言。
從前從前,台灣還是日本的時候,身在此處的人們,以及不在此處的人們。
無論屬於哪一種,都是「台灣人」。
日本與,中國。
台灣與,大陸。
夾著海峽,完全生活在其他時間的人們,因為政治的強勢作用下,因為些許偶然的際遇,成為「中華民國」的「國民」,大家「合流」於一處。這段歷史的開端,距今已經超過半個世紀。一段比台灣受日本統治更長的時間,已然流逝……。
從「小小蔬房」的所在地回到新北市淡水雙親等候著我的家,得搖搖晃晃搭上45分鐘左右的捷運。從捷運車窗朦朧眺望外頭的街景,內心仍舊思考著女主人告訴我的事情。一位有著從大陸渡海來台雙親的女性,把並非雙親國家的這個台灣,稱為自己女兒們的國家。
(如果如此,她自身的國家,又在何方?)



原來, 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, 是無法叫作家鄉的。

我,在這篇文章前暫時停下了腳步。
這是台灣知名作家,朱天心所寫的短篇小說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》中的一節。這段文章如果以我自己的方式來翻譯成日語,應該就是「肉親が死んでいない土地のことを、故郷と呼ぶのはむずかしい(沒有自己至親過世的土地,很難稱之為故鄉)。」
隨著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,千里來台的軍人及其家屬們,他們所居住的村落,在台灣稱為「眷村」。朱天心與同樣是作家出身的姊姊朱天文—亦以身為侯孝賢電影的劇本作者而知名—也出身自「眷村」。
「親」、「人」、「死去」、「土地」、「家鄉」……我注視著這些文字思考著。這些由一直期望某天能返回大陸故鄉,在臨時住居中過日子的雙親所養大的眷村的孩子們。就算不是在眷村成長,有些孩子們的雙親也具備著同樣的背景。昨夜的女主人,是在哪一種環境下成長的呢?
隔天,我來到「紀州庵文學森林」,這個冠有風雅名號的「文學館」。穿過了樹木修裁整齊,充滿眩目綠意的公園後,看到一幢日本式的房邸,這是內有書店與藝文展示室的本館。在這個區域內還併設有另一個更宏大的別館,裡面有著餐廳與茶館。本館與別館建築都是復原重建的,而稍微離開一些,旁邊還有一幢整修後的百年建築。日本統治時代,這一帶有一家名為「紀州庵」的料亭(餐廳)。因為附近即有淡水河支流新店溪流淌,是間以新鮮的魚—特別是香魚—料理自豪的料亭,當時的日本人們會搭著人力車特意來到此處,咂嘴大啖日本料理,放鬆休息,大概也免不了要與藝妓一同飲酒作樂等等。
(台灣,過去是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之一。)
當日本人離開之後,這個料亭建築轉作公務員與教職員宿舍之用,不過此區是大學與出版社聚集之處,利用這樣的區域特性,近年來受台北市文化局的委託,此地搖身一變成為由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經營的文化設施。
時序變換,這天已經來到了四月的第一天。
與「文學森林」這個名字相當搭配,置身這個雖然寂靜但卻漂蕩著濃郁文學氣息的空間,讓人感到身心舒暢。從昨天開始持續的緊張感,終於獲得稍微緩解。就在這個時點上,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, 是無法叫作家鄉的,這幾個文字突然映入我眼簾。這是「紀州庵文學森林」的美術設計,在牆壁上嵌入從古今東西文學作品中引用出來的字句,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》裡的這句,也是其中之一。
——那麼,他們的家鄉在哪兒?
我以中文反問牆壁上的文字。
喉頭尚且感到一股熱度。幾分鐘之前,在「紀州庵文學森林」的總幹事陳蕙慧老師優秀的主持與引導下,才剛剛結束了「新書發表會,讀者見面會」。
與昨天相同,我最初以中文和台語說幾句話,向來賓們問好,接下來便使用日語說明。陳蕙慧老師甚至也花了充分的時間來闡述我的前作《來福之家》。
持有「中華民國」的護照,混雜聽著來自福建今日被稱為台語、以及其他各種語言,在日本國的首都東京成長。既是日本人,而且也是台灣人。既不是日本人,也不是台灣人。你小說的主人公們,都在各式各樣的,某種形式的夾縫間動搖,在那個動搖之中探尋著自己……。
一方面經營文學機構「紀州庵文學森林」,一方面也擔任《文訊》雜誌編輯長的陳老師,如此評論我的作品,讓我感到萬分欣喜,也對這樣的主持人、對談人由衷感到信賴。因為,在動搖之中立身,這是我在書寫創作之外,最為掛念之處。
——《來福之家》的作者在小說中想要表現的事物,這次以散文的形式重新加以探索追求,是否能以這樣的想法來理解這次的《我住在日語》?
我一面對著陳老師點頭,一面想起之前詩人關口涼子曾經稱我的這兩冊書本是「看似兩冊卻是一冊,看似一冊卻是兩冊」的說法。
如果前者是我創作的原點,那麼後者便是我身為作家,真正的現實基礎。
那天,在「紀州庵文學森林」書店最顯眼之處,平擺著許多《來福之家》與《我住在日語》。在書本一旁,擺著手寫的卡片,上面如此寫著:

交互使用日語和中文發表演說,感覺兩種相異的語言,在自己聲音中融合。
――温又柔《我住在日語》


對我而言無可取代的這兩冊書本,終於也在台灣出版齊全了,讓我更深刻地細細回味那股感慨。我和耀進與凡嘉小姐,他們各自拿著自己擔任翻譯的書本,三個人合拍了張紀念照片。看到我們拍照,旁邊走過了一位面帶微笑的人。
——能夠認識那位女士,我也感到很開心。
凡嘉這麼說。
那位女性坐在最前排凡嘉小姐的旁邊,我記得很清楚。無論陳老師說話、我回答、或者耀進口譯的時候,都熱心點著頭的一位。來到Q&A時間,她率先舉手,並自我介紹說,她自己擔任「新移民」兒童的教育工作。
台灣於1980年代初期有一陣國際婚姻潮,這波國際婚姻在1990年代後半至2000年代前半迎來最高峰。這些夫婦,在統計上以丈夫為台灣人,妻子為外籍人士的比例佔壓倒性的多數,而這些女性又多出身自東南亞各國。坐在凡嘉小姐身旁認真側耳傾聽的這位女士,她的工作每天都與這些國際婚姻下的孩子們有所關聯。而這些孩子們,有時對自己母親說中文以外的語言—如越南語或印尼語等—感到羞恥,甚至產生蔑視的心態,這些行為在在都傷害了這些母親們。
——我應該向那樣的媽媽們說些什麼才好?
幾秒之內,我突然說不出話來。可以感受到坐在一旁的耀進,投來關心的眼光。不是的。我並非無法理解這位女士的中文。
我是怕自己發出的聲音會顫抖,而不敢開口。
——我也想要一個普通的媽媽。
用有外籍父母,會如此鑽牛角尖的孩子們,絕對不是這些父母的錯。應該指責的,是讓這些孩子們產生這種想法的環境。對我的母親而言,日語是外語,但我母親也曾經為了自己的日語,向自己的女兒道歉過。
——對不起,媽媽,跟其他人的媽媽不一樣……。
在台灣,擁有「新移民」雙親的孩子們,被稱為「新移民第二代」,甚至被稱為「新台灣之子」。

我想教導孩提時代的自己, 媽媽的日語其實很了不起。現在大家都很羨慕。

如果「新台灣之子」們,也能夠閱讀《我住在日語》,我會感到非常開心……,在那個場合,我必須竭盡全力,才能向這位女士傳達這些思緒。
然而,我的母親,是否有讀到這個段落呢?

我想教導孩提時代的自己,媽媽的日語其實很了不起。現在大家都很羨慕。

自己的女兒,有一天竟然會讚美自己不甚高明的日語,這對每日每夜在異國養育孩子的母親,應該是想像不到的事情吧。母親身為外國人,應該也遭遇過不順心的事情,即便如此,母親最大的願望,仍是希望我和妹妹,能在這樣的環境下順利成長。不論是在日本,或在台灣,甚至在其他任何國家,如果是我這位母親,無論在何處,肯定對自己女兒都還是抱持著同樣的願望。
最近,我經常思考。
我接受了我的「媽媽語」,或許是因為察覺到了我的母親總是接納我,允許我保持自己的樣子。
正因為如此,每次提到自己的母親與其他人的母親不同,或者過往所有讓自己聯想到這類行徑的事實時,即便今日,我都難以冷靜以對。
昨天晚上女主人的聲音,又在我腦袋中響起:
——到現在, 我就這樣子想:台灣是我孩子們的國家。
當一個國家會讓自己的孩子以因為雙親是外國人的理由而討厭父母,這樣的國家,孩子們能夠抱持著愛意稱其為「我的國家」嗎?
不,我試著更直白的說明。
今天的日本,我會打從心底想說那是「我的國家」嗎?
為了平緩心情,我翻開《我住在日語》。

  温又柔的思索、體驗,不僅適用於日本,也適用於世界各地,只要出現語言交錯的場域,或多或少都得面臨温又柔苦心思索這個命題。特別在今天這個各國人流往來頻繁,下幾個世代應該會出現更多面臨這種困擾的人們。(……)在翻成中文,或者往後有機會出現其他語言版本時,我們希望並相信這本創作能把那股溫暖和勇氣,傳遞給更多面臨苦惱的世代。

放在〈譯者序〉的這篇文章,以我自己的方式來理解,便是:

從這本書裡温又柔的思索與經驗中我們可以學到的東西,不僅限於日本,對於在世界各地語言交錯的任何場所中成長的下一世代讀者,相信都有很大的幫助。
如果能如耀進所言,我,將不會停留在只是為了自己而書寫,而這樣的思索,也必然要持續下去。至於以日語書寫的部份,我的內在早已下定決心。

在語言的密林中勇敢前行。

我不斷前行的我的語言之森中,除了以日語為主,中文和台語也枝繁葉茂。
生於台灣,成長於日語的我,願意去相信在我的書中已經備妥了一個契機,那就是對台灣——嚴格來說,應該是所有能讀懂繁體中文的——讀者而言,大家都能透過我的書中內容,去重新審視自己的所在,並進一步珍愛該片土地。



淡水的家中,雙親等待著我回家。
「發表會成功嗎?」
嗯(ウン/ Un),我回答。挺起胸膛說:「成功,成功(チェン・ゴン、チェン・ゴン/ Chien・gon、chien・gon)。」 父親臉上綻著微笑,母親也迎出來說:「姊姊,你回來啦(リ・デンライラ/ Ri・denraira)?」因為夜幕已深,父母都是穿著睡衣的模樣。
——令尊令慈沒來看您發表?
當被人問起這個問題時,我會如此回答:
——家父與家母都很害羞。
我自己也是,如果雙親都在會場的話,我也沒有自信能針對自己的作品暢所欲言。像這樣輕鬆在家等候,我反而非常感謝父母。一看桌上,與昨天一樣準備了芭樂。對我而言這是最高級的讚美。與母親不同,對我的新作品,父親並沒有特別對我說過什麼。不過,我父親在新書開賣之後,迅速訂購了十冊,已經充分表達了他的心情。
——爸爸,有點傷心呢。
某個時候,母親曾偷偷地跟我直說。
——姊姊的心中,有很多苦楚。我們都不知道。所以爸爸,感到心痛。雖然沒說出口,不過爸爸的心情,媽媽理解……。
那是2009年10月,我的小說初次刊登於雜誌上時的事情。
根據母親的說法,當父親知道「好去好來歌」的內容概要時,父親感到震驚。因為他相信雖然是在異國生活,但也努力讓自己的女兒在尚稱舒適的環境中成長。雖然如此,光是身為雙親卻不知道女兒心情這點,便讓他們心中產生了許多糾葛。如果自己不到東京赴任,女兒便無需嚐到這些痛苦……。別開玩笑了!我內心如此反駁。我只是想書寫有關語言和認同的小說罷了。以台灣人身份在日本長大,對於自己這樣的命運,我絲毫沒有責備雙親的意思。
(毋寧說情況正好相反。明明是從父親把我帶來日本開始,我才能站上作為一介作家的出發點呀……。)
雖然如此,身陷複雜心緒的父親,對於自己女兒成為作家這件事情,似乎還是感到開心的。《來福之家》出版之後,在台灣也翻譯、刊行之際,父親終於如此直接告訴我。:
——寫了一本好書呢。
這次,不知道父親是否也會這麼想呢?
轉眼間度過了兩天時光。隔天便要返回東京。在父母熟睡的安靜夜晚,我翻開《我住在日語》的封面。深呼吸之後,緩緩寫上我父母的名字。再吸一口氣之後,我又加上了一行:
我想把這本書,獻給我的父母。在我爸爸65歲的生日。
我一面尋思,像這樣把書獻給雙親的機會,之後還能有幾次呢?得趕緊動筆,要繼續寫下去,而且要快……我的日語,躍躍欲試。
(終)


黃耀進(右)與《來福之家》譯者凡嘉小姐(左)。攝於紀州庵文學森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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